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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生 曾飚

	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生 曾飚

当年，飞机从希思罗上空降落的时，我依稀记得看见了圣保罗大教堂，大笨钟，泰晤士河，耳边仿佛响起一阵阵浑厚的男中音：“伦敦，英国的首都。伦敦，帝国的心脏。”

其实，那天满天阴云，黑曈曈的夜色中，除了遍地灯光，着了火一样的夜景，我其他什么都没有看见，轰隆隆的发动机，也不会传来那男中音，一切都是幻象与幻听。

这样的幻觉就好似我接下来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所经历的一样。

留学兴奋期

余华写过一部小说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，讲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为了见识世界，经历了欢快离家，到苦苦寻找归宿的转变过程。18岁之前，我是个温州人，连杭州都没有去过一次；18岁之后，我在北京懵懵懂懂生活了8年，然后黑夜里，一架飞机加上一辆大巴把自己送到了布里斯托。

一开始，我坚信自己是来看一个更大的世界，虽然观察站在这个大西洋的孤岛上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布里斯托著名的Park Street上散步，看到一家红色门面的餐馆，名字叫Beijing Bistro，我错把Bistro看成Bristol（布里斯托），当时心里大为赞叹，这才是世界情怀，一个小小Bristol，却心怀八千里外的北京。

这极大地坚定了我由来已久的看法：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，对世界饱含探索精神。

当时，一个路过的黑人突然向我要烟，我毫不客气地拿出一包刚带来中华，带着中国人的热情给他递上点着，他还要一镑，就给他一镑四十便士。

很不幸的是，大约2个星期之后，我偶尔翻字典，意外发现叠颈蝉迟谤辞原来是“小酒馆”的意思，与叠谤颈蝉迟辞濒相差十万八千里，见鬼个世界情怀。这个对我打击颇大。

更让人沮丧的是，我阅读一份学校生活手册，好心地建议没有必要给无家可归者施舍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政府救济，要钱多数是去买毒品或者酒。

被冷落的全球化

在第一个圣诞节之前的日子里，我尽量低调地拓展自己在英国生活，内心依然期待传说中五湖四海的交流。就好像萨特在年轻时候渴望的那样：到东方去，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，与下水道工人喝酒聊天。

我选择了辫补谤迟测和肠濒耻产，作为一种积极融入的方式。日复一日的笔补谤迟测和肠濒耻产生活，却让我感到所谓的交流，常常是一开始记住了名字，到最后忘记了叫什么。

在以后的日子，我碰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，其实我就在外国，英国人，西班牙人，东欧的，非洲的，印度的。我也碰到很多的中国人，定居的，留学的，打工的，坐办公室的。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很多学生。

其中有一类人，起初常常极力避免与自己的同胞来往，但是大约在一年之后，又慢慢地回归到中国人群体中。我称之为“拥抱世界的年轻人”。

我曾经和一个来了叁年多的朋友聊天，他读的是理工科，但是喜欢文化比较，谈些宏大命题，比如中日关系、英国福利、社会诚信等等。

有一次，他对我说，自己刚刚来到英国的时候，路上有个英国人向他借钱500镑，他身上没有钱，竟然去银行拿了500镑给他。他说，刚出国的时候，已经决定了不再回去，而且坚信人与人之间，互相信任，在英国应该可以实现。当然，后来那500镑根本没有再回来。

在第一个夏天到来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的惭厂狈签名改成：日趋保守。有趣的是，英国着名保守主义思想家爱德蒙?柏克（1729-1797）就长期生活在布里斯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