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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生 曾飚

	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生 曾飚

事情是这样开始。夜幕下，我从水路进入深圳，两天后，飞机往返上海与深圳，又在一个“大热”（当地报纸天气预报语）的下午大巴把我从深圳送到了广州，大约七个小时后，挤上最后一班晚点的火车把自己载回了深圳。

深圳的水路

水路是我最童年的方式，小时候坐小火轮去乡下外婆家；大约在20年前，我第一次坐大轮船从海路到上海。

一个夏天的中午，大轮船从温州港出发，我们全家去上海。我经历了第一次晕船。那时候的我，还不懂得喝酒，想不出用“醉酒”来形容自己的晕，那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，本来触手可及的床栏杆，突然故意保持和自己手掌的距离。接下来就是头晕，伴着大轮船机房弥漫出来的机油味，还有海浪翻腾时候升上来的湿漉漉的咸味。

这就是童年的晕船。

与那时候的上海相比，初次见面的深圳显得颇为低调柔和。香港机场出发的蹿别谤谤测未到蛇口，在粤海之上有些发飘，过去所有的水路记忆在脑海中慢慢升起来，好似窗外的水气模糊了天空中本来就不明亮的月亮。

接下来的深圳，成了我恶补国内资讯的地方。我每天大约花50块钱看报买杂志。南中国媒体的发达和自由，在大陆是非常醒目的风景。深圳的品质，对我而言，是混合了北京中关村和广州媒体的转基因城市，每个人流浪者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想法，却不需要有太多想象力，这在北京生存是必需的；每个人可以在这里说自己的语言，粤语压力和岭南文化强势大大弱于广州。

在深圳第二天，我居然参加了英国贸易投资署广州代表处举办的酒会，更加惊奇地是，碰到了布里斯托的几位朋友。这让我心情颇为兴奋。据说，留英回国的学生，在国内成立了很多校友会，广州和深圳都是海归重点登陆的滩头。

梅雨前的上海

我去过很多次上海，这里也是我的中英两地生活的起点。就是在2003年，全家四口人又一次去上海，将我送上飞机。

江浙人多少喜欢这座城市，但这回是第一次从深圳到上海。飞机来回两地，总共叁个多小时，在叁次旅程中，距离最远，时间居中。回来之后，和几个刚刚离开上海朋友吃饭，其中一个说，哎，上海，还是一个禁不起细看的城市。

“禁不起细看”这话的确说中了我对上海潜滋暗长的不满。自己这次坐飞机，突袭上海，匆匆一瞥的，真是早上晨光下，不经意中看清楚了一个还没有化好妆的上海女人。

环境、空气污染、乱插队、吐痰、大声说话，城府浅的海归常常抱怨一通，这种低级的留学优越感明显已经落伍了，反而显得自己没有涵养，有点留学染上的撒娇一样。再说了，上海在中国可能是软环境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。

我要抱怨的是“幸福感”。事情起因，是那天在出租车和上海司机谈到了“幸福”。本来上海司机都是不善聊天的，过度职业导致的距离感，远远大过北京的“的哥”。那天是在上海见朋友，大上海路上车水马龙，司机突然发牢骚说，大学里知识分子居然说堵车是生活幸福的标志。这些都是托党的富啊。他突然指着前面一个突然拐弯，横穿马路的骑车人说，这也是幸福，给党惯坏的。

我问一天那什么时候最幸福？司机哈哈笑起来，“叁点钟之后差不多开始了。”

那天我见过了朋友，上海的“幸福”正慢慢到高潮，大约是在6点半，满大街我找不到一辆空的出租车，雨越下越密，比行人还多，我最后一咬牙，在上海的梅雨里，从茂名路走到江宁路。

下一站广州

最近广深铁路要提速，车次调度比较诡异。等我高高兴兴地买了票之后，电子提示牌才告诉我，要晚点50分钟。于是，我又花了半个小时才退了票。

在偌大的深圳火车站，绕了半天，搭上了去广州的大巴，60块人民币，90分钟车程。我喜欢大巴的感觉，这是一种为了串门的交通工具，就好像深圳和广州关系一样。

广州就是热带的温州，而温州就是亚热带的广州，这是我过去的猜测。无论是对于这座城市的语言（粤语和温州话）、生意（贸易、经商传统）、吃食（海鲜、精致）、河流（珠江和瓯江）、待人接物（细心，重视朋友）、生活态度（低调，拼搏）等等。

过多的文化想象，不太适合我短短的6小时广州初晤。其实，我是来看本科同学的。8年前，他们在同一所大学毕业，整体迁移一般，在广州同一栋楼里面上班；8年之后，他们有的在原单位做同样事情，或者在原单位不同岗位，或者离开单位，有了新的职位。

那天晚上，只有四个人，坐在江边，对面是中山大学和一片平方米过万的楼盘，我们不停地谈，不停地谈，不停地谈过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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