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年12月0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:24更新
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生 曾飚
中文的原罪
英国的冬天，好似晚上11点后催人离场的酒吧侍者，到了下午叁点多，天就黑得让人想回家，我却刚刚进入干活状态。
纵然时间紧迫，然而很多这样的午后叁点，我在办公室，以写毕业论文的名义，赶中文稿子。
这让我很有罪恶感。
讲中文的罪恶感
记得我的博士生第一次耻辫驳谤补诲别的时候，系主任隔着桌子指着我的诲颈补谤测说，我建议以后你都用英文在上面写日程安排和工作计划。
我真的照办了一段时间，继而在电脑的outlook 上都多多少少写点finish chapter 2 & Taichi at Lunchtime，仅此而已。以至于现在让我写超过1000个单词的报告，我要踌躇三四天，最后结果是1000个单词，大概可以分成3段，每段我写出3个关键词，然后就滞在电脑前了。
其实未必如此糟糕。前段时间我发誓要把过去看过的英文翻译小说，重新看一次英文的。于是花了一个星期，临睡前看完了the Cather in the Rye，也不过如此。可惜，我看的小说，偏重于story，都是很plain的英语。
作为一个研究语言的人，我总是看着每个单词发呆，试图找出它背后的秘密来。我知道每个单词都有秘密，这是词源学要做的工作，我酷爱这门学问。以至于任何阅读术鼓吹的蝉办颈尘（略读）或者蝉办颈辫（跳读），在我看来，好似蝉办颈，我先要费半天力气爬上山顶，才能享受一下那种阅读的快感。
有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很神经质地问，曾飚，你今天说英语了吗？曾飚，你花了多少分钟说英语？曾飚，你今天说了几个英语单词？
我的神经质不在于自己的问题，而在于每句问话在我的脑子里都是用普通话问的。
唯一的行李
我很难过这样诋毁自己的母语。
不过严格地说，普通话不是我的母语。瑞安话才是我的母语。这是温州方言的一种，与温州市区的话，腔调有些不一样，因此很多温州市区人和瑞安人互相之间听不懂，比如我和在英国读书的侄子见面基本上就说普通话。
普通话的语音基本上是北京话为主。我18岁跑到北京上学，公共汽车女售票员卷了半天舌头，我就听懂最后一句，“海淀，六毛。”而我也常常把“上船”和“上床”搞混了。
后来，我在北京挣扎了半年，就卷着舌头，带着儿化音回家过春节了，此后一直生活在普通话的思维里面。
即将离开北京那年，感觉自己好似临死前的大象一样。据说衰弱的大象预感到死亡的来临，会安安静静地独自找到前辈的坟地，安然倒下。因此，那些试图寻找象牙的人，常常在非洲找这样的象冢。
而我就是不停地在脑子里想自己的瑞安话，没有老乡在的时候，我自言自语。刚好那段时间，我在写一些回忆性的故事，几乎每一个句子，每一处对话，我都在脑子里用自己方言念过一次。
我预感自己即将离开北京，也许不再回来。
此时此刻，我却为自己的汉语感到有罪恶感。这反常的情绪之后，我揣测自己还有一种渴望融入英国的野心。这让我感到稍微有些安慰，觉得不至于在英国生活得太孤单。
诗人北岛曾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，题目叫做《游历，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》。而我的行李是双份，一份普通话，一份瑞安话，它们本无法寄存，现在还要拎着一个英语的皮箱。
拥抱世界的年轻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