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象传媒

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 曾飚

	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 曾飚

《百年孤独》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第一句话“许多年之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良诺?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，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，而是每年叁月份光顾马贡多村的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，他总是带来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比如磁铁、朱砂、望远镜。

我不买英语本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但是常常在坐火车无事可干的时候惦记着这本书，想到了《百年孤独》，想起那些吉普赛人，想到了甘道夫，想到了所有的博士后，research assistant，research associate和research fellow。

我心中的流浪汉

也许甘道夫就是霍比特人弗雷多、山姆心目中的那个吉普赛人。他带来烟花给可爱的霍比特村。在霍比特小孩子心目中，甘道夫是自由的灰衣长老，在魔戒世界里自由穿行，他的法术和正义感可以穿过幽密的树林，影响着外面的世界。

	流浪的吉普赛人的传统形象

不过，本质上他是个流浪汉，而且并非那么自由，综合两者就是我心目中的现代流浪汉：学者。

在英国大学里面，常常每周有所谓的蝉别尘颈苍补谤，邀请各方学者来讲座，一般分为颈苍迟别谤苍补濒和别虫迟别谤苍补濒。我对蝉别尘颈苍补谤的兴趣重过上课，有时候得以亲眼一见，文章的名字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自己的面前，讲一个自己看过的图表，常有穿越时空，此人确实是哪个模型的提出者？我要不要问憋了这么年的那个愚蠢的问题？

在我来英国的第一年，我几乎每场必到。特别是我来英国之前，曾经联系过一个导师，她给我写信非常的亲切热情，最后因为没有奖学金，我最终放弃了，转投布里斯托。那天，她来布里斯托讲座，我早早地在电子邮件里告诉她自己会到场。直到讲座结束，我走到她的面前，她一下子非常惊喜，说自己一进来就在找一张亚洲面孔，却看不到。因为老教授正在做面孔识别研究，网页上放了一个日本能剧脸谱，我送了她一个京剧脸谱。

晚上吃完饭，老教授说自己还要赶九点多的火车回伦敦，道别之后走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听了更多的讲座，常常加入到座谈后的饭局中。而有时候，讲演者一关掉投影仪，就说自己要做赶几点的火车回去，连饭局都没有。

时间流逝，讲座的内容留不下任何痕迹，残留的就是演讲者卖力的样子和赶车的仓促。有趣的是，我发现往往是讲师级别的演讲者最为深刻，通常是极为卖力，高亢地讲述自己的发现，对谁的问题都说good question。相反，教授出场，往往深沉低调，有时候毫不客气会反驳提问者的观点。

等到会议室人走后，留下几个纸杯或者留着残酒的玻璃杯，空荡荡，我在想那些讲演者，能够穿过下班时布里斯托的交通，按时到达temple meads吗？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，他吃块冷三明治，还是去列车中间买一杯热奶茶？

对于台下来的我来说，讲座仅仅是听一场而已。而来讲座的人，除了交流之外，还常常有亮相的使命。特别是还处在初级研究员或者博士后位置的人来说，去一个学校讲一场，也是为日后的求职做一个铺垫。每每想到这步，我脑子里就出现那些古代游方艺人走江湖的形象。

我一直记得《新概念英语》有一课，说每个人靠出售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活着。哲学家卖的是智慧，但是大萧条的时候，哲学家就失业了，因为没有人买他的智慧了。而那些坐着火车在黑夜里穿行的学者，就是在推销了一下自己的发现，每个学校，每一个职位，每一次演讲都是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卖艺场。

厂辞濒辞科学和旁听生

很奇怪，我是到了英国才感到学者是学术流浪汉。之前，对学者的悲观描述仅限于，皓首穷经，茕茕孑立的静态想象。最近Economist出的Intelligent Life读到了对于solo science的评论，讲述一批试图跳出现代学校体制，独立开展研究的科学家。

自甘孤苦，能够一个人唱歌的，solo科学家可行吗？那本Intelligent Life就是回答。上面的广告，都是几万镑的手表，上百万的汽车，这样奢侈品广告商钱堆出来的杂志，居然鼓吹solo式的研究，让学术成为一种类似奢侈品的生活方式，看似潇洒超脱，骨子里是西门庆对潘金莲的遐想，完全不理解现代科学研究的生存逻辑。这逻辑，并不压制个人，更无须鼓吹solo，学术圈的solo气质是天赋的，那就是站着一个又一个孤独者的孤岛，好似南极圈边上的复活岛。

70后的人多少了解一点穷得在大英博物馆写《资本论》的马克思，趴在疯狗头下等唾液的的巴斯德医生。所有这些人，都是和英国人丘吉尔一样是偏执狂，独头茧，好吧，欧洲都投降了，我们自己来干。“我们将在滩头作战，我们将在登陆地作战，我们将在战场与街头作战，我们将在山间作战，但是我们决不投降！”

但是现在，所谓的蝉辞濒辞大概只是在街头卖唱谋生的隐喻。生存的钱，世俗的债，厂辞濒辞或者独立科学家，不知道钱从何来，开个小作坊做研究，还有大学或者政府提供门面。

9月12日，剑桥大学校长里查德教授（Alison Robison）批评英国政府对Oxbridge要求过度，越俎代庖，把增加底层学生比例当作一个政治正确的任务。结果拿了政府拨款的其他一些大学，还不客气地站在政府立场，主动请缨为钱打工，替政府分忧，批评牛剑这种“拿钱嘴硬”的精英姿态。

也许还有一段从容潇洒在中国，很有蝉辞濒辞的自得其乐。在北大的时候，我常常碰到很多“北大流浪汉”。他们带着一副反光的大眼镜片，嘴角留着中午食堂的油迹，在北大里外游荡，以流浪汉的身份加北大的名义，搭讪和混饭吃，还有蹭课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的一个朋友忍受不了他们占据了整整一间教室，非流浪汉学生却几乎没有了位置，众目睽睽走到讲台上，写了十二个字，“我日你们的母亲，北大流浪汉”。有趣的当天那课，是北大中文系陈平原老师的，陈先生以鼓吹中国古代书院制出名，抵制英美大学过于制度化的研究。

学术，注定了是一个流浪汉的职业，只不过有些人像马克思、丘吉尔一样孤军作战，有些人就像甘道夫、梅尔加德斯一样流浪。这样的孤独和流浪，很残酷，残酷得让Intelligence Life误以为这又是可供有钱人了解人生的另类游戏。而真实的处境，是那些开完讲座，把传说中的扫帚或者白马，兑成火车票，在英格兰的夜色里穿行的学者。